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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三期”女职工欠薪案件分到我手上时,看起来是一起常见的劳动纠纷。卷宗不厚,事实清晰:王女士于2022年3月入职某文化产业公司,担任设计主管。休完产假、哺乳期满后,公司与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约定,欠付工资加上经济补偿共计7万元,于2025年7月一次性付清。到了约定期限,公司却只支付了3万元,剩余款项迟迟没有落实。
案件受理当天下午,我接到王女士的电话。“孩子还小,开销大,我工作也没了。他们每次都说‘在走流程’‘再等等’,光是道歉有什么用?我要的是面包,不是道歉。”她的声音急切又无助。
“我要的是面包,不是道歉。”这句话,我记在了心里。我耐心安抚她,随后联系公司方了解情况、沟通解决办法。
开庭那天,王女士早早到了,带着一摞材料,坐得笔直,眼底藏着疲惫与忐忑。公司却无人到庭。
我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付款约定、银行流水,一项项核对下来,剩余款项清楚明白,事实没有争议,公司的支付责任也没有争议。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没有争议”之中。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五十条规定:“仲裁庭裁决案件时,申请人根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对单项裁决数额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金额的事项,应当适用终局裁决。”经核算,此案涉案金额超出终局裁决范围,这意味着,即便裁决书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公司不履行,王女士仍需要拿着裁决书到法院起诉。经立案、开庭等程序,整个过程可能耗时数月。
庭审结束后,王女士落寞地问我:“张仲裁员,是不是还要打官司、继续熬下去?”
我郑重地回答:“你放心,我再想想办法。”
她默然点点头,离开了。看着她疲惫的身影,我心里很沉重。
当天下午,我再次致电公司,阐明利害关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裁决书随时可以作出并送达。如果公司不履行,王女士可以向法院起诉,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公司将会留下诚信污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会尽快研究、答复。我知道,后续沟通还要持续跟进,尽可能打破公司方的拖延、侥幸心理。
接下来的两周,我又打了七八通电话,每次都直奔问题核心:“三期”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不能打折扣。终于,公司方松了口,办妥授权委托手续,派人事行政总监到仲裁院面谈。
调解当天,双方坐进调解室。公司代表先开口致歉,解释公司资金确实紧张,并非恶意欠薪。王女士平静地说:“我理解企业有难处,但孩子才几个月,我等不起。”
现场气氛凝重起来。“公司方承认欠款、愿意解决,这是态度。但对王女士来说,更重要的是明确兑付时间。”我接过话头,把双方的讨论引向“怎么付、什么时候付完”,而不是继续纠缠“谁对谁错”。
经过多轮协商,公司代表提出分期支付方案,王女士表示同意。我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出具仲裁调解书,同时向双方说明仲裁文书的法律效力,以及到期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签完字,王女士明显放松下来。我送他们出门时,她说了声“谢谢”,语气比第一次来电话时平静了许多。
后来回访得知,公司方不久便付清了剩余欠款,案件至此画上句号。
回顾这起案件,我感慨颇多。对“三期”女职工来说,维权的难处有时不在于“没道理”,而在于“有道理却拖不起”。流程长、耗时久,对一位还要照顾孩子的母亲来说,等待意味着更多的心力消耗。我能做的,就是多打几通电话、多做几次沟通,以耐心和坚守推动争议尽早化解,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尽早兑现。(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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