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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黄亮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法治则是财政健康运行的保障。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财会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布局,明确提出“坚持依法监督,强化法治思维”的要求。这标志着财会监督从过去财政部门的“独角戏”,上升为覆盖全域、贯通协同的国家监督体系安排。
当前,财会监督在实践中仍面临“监督缺位”与“监督任性”并存的困境:一方面,对财务造假、财政资金违规使用等问题的查处力度不足;另一方面,监督行为本身缺乏统一的程序规范和权利边界。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财会监督的法治根基尚不牢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本文主要就财会监督纳入法治轨道,实现从“权宜之策”到“长治久安”的转变路径进行探索。
财会监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
首先是法律体系“碎片化”问题。
目前,我国财会监督缺乏一部基础性、统领性的法律,相关规定分散在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预算法等单行法中,呈现出“九龙治水”的碎片化格局。以会计法为例,2024年的修改虽然加大了对财务造假的处罚力度,将最高罚款额度从10万元提高至“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但其调整范围仍主要限于会计核算行为,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预算执行等领域的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财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时,往往需要同时援引多部法律法规和零散的部门规章,不仅操作不便,而且容易出现法律适用的空白或冲突。最为关键的是目前没有一部法律对财会监督的概念、主体、权限、程序作出系统性界定。这导致财会监督在与纪委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其他类型贯通协调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意见》提出的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的“五元一体”监督体系,虽然在实践中逐步推开,但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制度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难以保障。
其次是执法权限尚未清晰界定。
财会监督涉及面广、对象多元,但现行法律对监督权限的规定较为原则化。如财政部门开展调查取证时享有具体权力尚未清晰,包括能否查封、冻结涉案资产,对拒绝配合监督的单位和个人能否采取强制措施等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明晰,在现行法律中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一些被监督对象以“商业秘密”、“内部文件”为由拒绝提供资料,对此往往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此外,财会监督与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之间的职责边界也有待厘清。有基层部门反映,对同一单位的同一事项,可能面临财政、审计、巡视等多重监督检查,不仅增加了被监督对象的负担,也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虽然《意见》提出构建“纵横贯通”的工作机制,但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权责划分,实践中仍存在“都管都不管”或重复检查的问题。
再次是责任追究过于宽松。
虽然2024年会计法修改大幅提高了罚款数额,但与财务造假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违法成本仍然偏低。以资本市场为例,一家上市公司虚增利润数亿元,即使被处以顶格罚款,相对于其市值增长或融资收益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更关键的是,现行法律对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责力度有限。虽然新法规定了对“授意、指使、强令”造假行为的处罚,最高罚款从5万元提高至500万元,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同时对中介机构“看门人”职责失守的追责也存在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为抢占市场份额,低价承揽业务,审计质量堪忧。
最后是基层能力薄弱。
法治化不仅需要“有法可依”,更需要“有法能执”。但在基层,财会监督法治化面临现实瓶颈。以村级财务管理为例,湖南岳阳某村委会主任虚开发票164万余元案发后,检察机关调查发现,问题发票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审核,根本症结在于“村账乡管”制度运行中存在管理“真空地带”——决策程序违规、项目管理混乱、验收监管不严等问题交织。这一案例折射出基层财会监督的普遍困境,相应制度设计虽好,但执行层面缺乏专业力量、技术手段和法治意识,基层财政部门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许多县级财政局从事财会监督的在编人员不足5人,有的不是公务员系列,设置为事业编或劳务派遣人员,且缺乏法律专业背景,面对复杂的财务造假案件,往往“看得见、管不了”或“管得了、查不透”。
推进财会监督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首先,要完善法律体系。
一是建议积极推动研究制定《财会监督工作条例》,对财会监督的基本概念、监督主体、监督权限、监督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统一规定。这既可以填补法律空白,也为未来制定财会监督法积累实践经验。
二是充分借鉴地方探索经验。从地方探索看,江苏已走在全国前列。2026年3月1日,《江苏省财会监督条例》正式施行,成为全国首部财会监督专门地方性法规。该条例首次在法规层面明确财会监督的概念与定位,以立法形式确立“五元一体”监督体系,并对监督事项、方式、程序作出系统规范。这一地方立法实践,为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有益借鉴。
其次,要厘清权力边界。
法治化的核心要义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既包括规范被监督对象的行为,也包括规范监督权的行使。在横向维度上,应通过立法明确财政部门与其他监督主体的职责边界,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执法联动的工作机制。财政部已在实践中推动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的贯通协调,开展了“巡财联动”等多个专题调研,这些经验应及时上升为法律制度。在纵向维度上,应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协作。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发挥“哨兵”作用,地方财政部门则承担属地监管责任,单位承担内部监管职责,形成上下联动、各有侧重的监督格局。在程序维度上,应建立统一的财会监督执法程序,明确调查取证、告知听证、处罚决定、权利救济等环节的具体要求,防止监督权的滥用。
再次,要强化责任追究。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制裁。强化财会监督责任追究,需要打好“行政、民事、刑事”组合拳。在行政层面,应严格落实新会计法的处罚规定,对财务造假行为“零容忍”。财政部已连续三年组织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这一做法应常态化、制度化。在民事层面,应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畅通因财务造假受损的投资者索赔渠道。在刑事层面,应推动刑法相关条款的修订,适当提高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罪名的刑期上限,使刑事制裁真正成为“高悬的利剑”。对中介机构的追责同样不可放松。应建立会计师事务所“黑名单”制度,对严重失信主体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机制。
最后,要推动技术赋能。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为财会监督法治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财会监督法治化不能止步于“纸面上的法”,还要转化为“技术中的法”。通过将法律法规、内控制度、审批流程嵌入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制度+技术”的双重约束。同时,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发现异常交易和风险线索,使监督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警”。财政部已明确要求,充分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进财会监督模块建设,这一方向应持续深化。
来源:中国财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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