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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选择昆山杜克大学 (DKU),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DKU允许学生到大二再确定专业,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在高中阶段,我对很多方向都有兴趣,但其实并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未来具体要走哪一条路。DKU这种可以先探索、再选择的机制,让我有时间真正去接触不同学科,基于自己的体验去做判断,而不是凭想象去选专业,这一点对我吸引力很大。
另外,我当时也很看重DKU的通识博雅教育体系和国际化环境。相比单一学科的培养方式,DKU更强调跨学科思考,可以把生物、公共卫生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理解问题,这一点和我对“健康问题不只是生物问题”的初步认知是契合的。
所以对我来说,DKU最吸引我的不仅是某一个专业,而是一种更自由、更开放的学习方式。
我和全球健康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逐渐探索、然后慢慢明确的过程。
刚入学时,我更多是从分子生物学出发,对疾病机制比较感兴趣。但在后来的研究和实习过程中,我多次领会到健康问题的复杂性——不同人群面对同样的疾病,结果却差别很大,这背后往往和医疗资源、社会环境甚至政策都有关系。我开始对“人群层面的健康”产生兴趣,也逐渐把关注点从个体层面的机制,转向更宏观的视角。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过动摇,尤其是会思考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是否足够清晰。我开始积极请教经验丰富的学长和师长,获取他们的建议。当时我和中国招生录取院长李含果博士有过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他跟我说,DKU真正想培养的,从来不仅仅是学生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的能力和品质——能够在不同领域里适应和发展的能力和品质。这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也让我重新看待“专业”和“就业”的关系。我意识到,比起过早地去限定路径,更重要的是把能力打扎实。
后来,我选修了更多全球健康相关的课程,也参与了一些研究项目,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确定,自己想做的是用数据去理解人群健康问题。
本科期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段科研经历是做关于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 对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ADHD) 干预效果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 (Meta-analysis),这也是我的标志性成果项目。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因为ADHD在青少年中非常常见,也是在日常生活和社交媒体频频被大家提起的话题。由于目前很多药物治疗存在副作用,像营养干预这样的替代方案其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临床决策和干预策略提供参考。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系统学习如何用数据去整合已有研究证据,探索PUFA对ADHD治疗效果不一致的的原因。
在这个项目中,我的导师是Yiu Wing Kam教授,他在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在数据筛选和逻辑严谨性方面,他的要求非常高,而这也激励我学习如何更系统地处理不同研究之间数据的差异。这段经历帮助我从“看论文”深入到“评估证据”,也让我真正理解了数据背后的不确定性。
此外,我还在阎丽静教授的科研小组 (HALSA LAB) 中参与分析视力障碍与老年人健康结局之间的关系,比如死亡率、日常生活能力等。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高风险人群,并为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依据,比如是否需要更早进行筛查,或者如何优化资源分配。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更更多数据分析模型,也逐渐理解了如何用数据去分析“时间”和“人群差异”这类更复杂的问题。
同时,我也在HALSA LAB遇到了2024届的吴悠学姐和周荟源学长。他们在科研上的耐心和踏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在后来申研选校和标志性成果选题时,吴悠学姐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与建议。他们不仅是教会了我怎么做分析,更帮助我理解了科研的节奏和思考方式。
和Kam教授在标志性成果展
这些研究经历让我逐渐意识到,做好科研不仅依赖技术能力,更考验综合素质:首先是批判性思维,能够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可靠、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其次是耐心和严谨性,尤其是在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同时也需要具备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因为很多科研结论并不是简单的“对或错”,而是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效果;最后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本身,都在不断发展,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本科期间,我陆续在几家跨国药企和医药咨询公司进行了实习,包括辉瑞、默沙东、百济神州等。这些实习经历帮助我逐渐建立起对整个医疗体系的理解框架。
在辉瑞实习期间,我曾在两个不同业务部门工作过:一段在炎症与免疫领域做数据分析和市场支持,主要通过整理和分析销售及资源数据,帮助团队理解市场情况;另一段则是在广阔市场部门的数字化策略团队,从更高的视角去分析市场结构,比如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资源如何配置,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
从数据中,我发现不同市场之间的差异其实非常明显:中心城市市场医疗资源更集中、信息流通更快,医生对新药和新指南的接受度也更高;而县域市场则更多受到基层医疗能力、患者支付能力以及信息可及性的限制,很多时候不仅是“有没有药”的问题,更是“药能否被规范使用”的问题。
此外,我也明显感受到药企正在经历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以前很多决策更多依赖经验,但现在越来越依赖数据,比如通过数字化工具去追踪市场表现、优化资源分配,甚至探索患者管理和医生教育的数字化方式。
对我来说,这几段实习最大的收获,是让我在埋头做数据之余,理解了“数据”在不同场景下所能发挥的不同价值。因此,我希望未来能够在数据、公共卫生和实际应用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去解决更具现实意义的健康问题。
辉瑞实习日常
我担任过Medic Mindset Society的副社长,这是一个主要面向有志于医学方向学生的组织。当时我参与的一个核心项目,是临床见习 (shadowing) 项目的建设与推进。我们发现,很多同学对医学实践很感兴趣,但缺乏接触真实医疗环境的渠道,尤其是国际学生在本地医院获取机会更为困难。所以我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学生能够有机会走进医院,了解真实的临床工作。我们和两家本地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组织了50多场线下shadowing活动,覆盖了60多名学生。
在这个项目中,我主要负责和医院沟通合作、对接不同科室的医生、以及设计学生的分配机制。由于医生时间并不固定,而学生需求又比较集中,我们需要在中间不断协调平衡。另外,不同学生的背景和期待也不一样,我们也在尝试建立一个更公平、透明的分配方式,让大家能够在更多不同的科室轮转,即有机会直接观摩临床手术,也可以参与日常门诊和住院部查房的细碎工作。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不仅提升了项目的稳定性,也让更多学生获得了持续性的临床体验。
对我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完成任务”转变为“为他人创造机会”,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领导力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和影响他人的能力。一个优秀的leader不仅仅是做决策的人,更重要的是能够协调不同资源,理解团队需求,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推动事情落地。同时,leader也需要有责任感和耐心,因为很多事情并不会一次就成功,而是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
在杜克大学学习的那一学期,有两段经历帮助我深入了解了美国当地的文化。
在Rae Jean Proeschold-Bell教授领导的Clergy Health Initiative (神职人员健康计划) 项目中,我们分析了美国牧师群体的长期健康情况。这个项目让我看到了信仰对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心理健康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拓宽了我对“健康”这一概念的理解——它不仅是生理状态,也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此外,我也和组里的研究生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了解他们各自的研究课题,以及他们日常做科研、推进项目的方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让我更具体地认识到科研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长期投入、不断试错和逐步推进的过程。
另一段跨文化体验源自我选修的摄影课,它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和这座城市相处的方式。为了完成项目,我和我的朋友常常带着相机走遍达勒姆的大街小巷,通过取景框去观察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光影的变化、橱窗里的反射、街角的颜色和人的状态。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带着目的的溜达”中,我慢慢和这座城市建立了更具体的连接:我发现了Cary很好吃的烤肉店,偶然走进了市中心很舒服的可丽饼早午餐店,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看到很有特色的帽子,也去探索了Eno River 州立公园的徒步路线…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小发现,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地方,而不是只是短暂地停留。摄影不只是记录,更像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它让我学会放慢节奏,也让我在跨文化环境中,用更细腻和开放的视角去理解身边的一切。
部分摄影课作品 & 杜克日常
我也非常感谢在杜克大学的这段经历,以及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课堂上的讨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都让我不断接触到新的视角,也让我对很多问题有了更立体的理解。课余时间,我和朋友们一起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从海滨文化鲜明的迈阿密,到沿途风景变幻的夏洛特,再到繁忙多元的纽约,再到历史学术氛围浓厚的波士顿,每一段旅程都很有记忆点,都让我对“全球城市”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不同城市的节奏、人群、文化氛围,都让我不断去对比、观察,也让我更理解“多样性”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可以真实感受到的生活状态。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其实很建议大家在杜克多去尝试一些不同领域的课程。很多收获并不一定来自自己原本的专业,而是那些看似“无关”的探索——正是这些经历,让我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也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方向感。
刚来DKU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习惯有清晰路径的学习方式,希望知道“什么是对的答案”,或者“哪条路是最好的”。但在校内校外的学习和实践让我逐渐发现,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所谓的最优解,尤其是在全球健康领域,很多问题都需要在复杂的现实中权衡多方因素。我从一个更依赖“确定答案”的学生,慢慢变成一个可以在不确定中思考和做决定的人。
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在“主动性”上也有很明显的提升。刚开始我更多是完成任务,但后来我会主动去寻找机会,比如参与研究项目、和老师沟通方向、甚至在实习中尝试去理解更宏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完成分配的工作。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这四年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之视角的升级——从追求确定性,到能够接受复杂性;从被动完成,到主动探索。走过的每一步其实都算数,无论是当时看起来确定的选择,还是那些有点犹豫甚至曲折的过程,最后都一点点塑造了现在的我。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对未来的方向有了更清晰、也更坚定的认识。
我非常感谢在这四年里,遇到的每一位给过我指导的教授,以及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DKU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既有很强的学术氛围,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支持彼此的社区。大家都很优秀,但不会彼此竞争,而是更愿意一起成长。
和朋友们参加2026DKU颁奖典礼
毕业之后,我计划前往斯坦福继续攻读研究生。我目前比较感兴趣的是慢性病和老龄化相关议题,同时也希望结合真实世界数据去开展分析,比如评估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或者理解不同人群之间的健康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从长期来看,我希望能在公共卫生研究和行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做一些既有数据深度,又能够真正对健康公平产生实际影响的工作。
我觉得DKU是一个“千人千面”的地方,每个人在这里的体验都不一样。学校不会给你一条固定的路径,而是提供很多可能性,而最后你会走成什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如何去选择和探索。因此,我认为适合DKU的同学,不一定是已经确定方向的,但一定是愿意尝试、愿意面对不确定性、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
来到DKU,你能收获的远不止专业知识。你会接触到不同学科的视角,也会在跨文化的环境中不断被挑战和重塑。更重要的是,你会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思考方式,知道如何去判断、如何去学习,以及如何在复杂问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想要把这些收获最大化,我觉得关键在于“主动”——主动去尝试不同课程、主动去和老师交流、主动去参与研究或者实习。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要求,可能很容易会错过很多本来可以改变你的机会。
最后我想说,不需要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规划得很清楚。很多重要的方向,都是在不断尝试和调整中慢慢出现的。希望大家在DKU不仅能找到自己想做什么,也能找到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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